朴宝剑LA拍写真 未发现人员伤亡

来源: 南方日报网络版     时间: 2020年09月29日 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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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维舟: 庚子救援为何成了绝唱

  1900年(庚子年)夏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狩,直至两天后才在途中布置京城留守事宜,然而他们却不知自己任命的三位留京办事大臣没有一个身在京师。此时通信系统瘫痪,音讯断绝,北京城中陷入大乱,没有任何力量出面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每个人都只能各谋生路。在这危急关头,江浙的一群士绅组成救济会,通过各种渠道将北京城中的一些官员救出,史称“庚子救援”。由于这一堪称史诗般的救援,原本居留北方京津地区的数千名政治、文化精英在很短时间内南下上海,极大地促进了上海随后在文化上的崛起,改变了中国的文化格局。

  对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尽力复原事件发生时的具体时空情境——可以想见,在那时的兵荒马乱之下,好整以暇的系统记录原本就比平日难上十倍,然而如果不了解这些,又不能深切理解这一救援行动是在什么情境下展开的。正因此,冯志阳在《庚子救援研究》中承认,自己“相当多的精力都花在构建支撑庚子救援事件得以发生的地基上”,这样的碎片拼接不仅需要耐心,也相当考验基本功,但只有这样,才使这项研究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对后来的历史发展而言,这一救援首要的意义当然是它在极其危难的时刻拯救出了以京官为主的一大批文化精英,但这本身就是后来争论的重心之一。因为显而易见,无论是救济善会还是东南济急善会,在实施救援时都是有选择的——简单地说就是更偏向于救助在京的南方省籍同乡。有些人因此诟病庚子救援背离了“救济”和“济急”的本旨,所救助的只是本省在朝中的利益代言人,本书也同样强调了各省京官与省籍的利益相关。不过正如周武在序言中所说的,这不免有几分道德苛责:救援以“乡谊”相号召是国情使然,当时主持救援的绅商也没有因救援京官而获得实际利益。在此值得补充的一点是:同乡所构成的社交网络本身就构成了救援的边界,因为救援者从南方乍到陌生而陷入混乱的京城,对那些平常没有往来的外省精英,恐怕他就算想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住在哪里、如何联系。

  一如本书所指出的,当时一个普通的京官,身上往往会有四重人际网络:同乡、同年、同事、师生。庚子救援以一种极端的情形表明,当社会秩序崩塌时,一个人所能依靠的还是那些传统社会组织,因为这些组织本身具有潜在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政治变动并不能瓦解它们,反倒使它们行动起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不过,以往的乱世中,中国人的自救往往更多依赖宗族、家庭这一最基本的社会组织,而庚子救援则表明一个超越熟人社会的公共组织已隐然成形。这也可以解答一个问题:为何这次救援是由上海的江浙绅商发起?其它各省为何没有相应的救援行动?答案恐怕在于:上海作为晚清中国最大都会,各省各行的商帮长期以来不分地域的慈善救济活动,已经在官府之外创造出一个公共领域,作为行动主体的绅商已在其中自觉扮演起社会赋予的角色。

  毫无疑问,这样大规模的慈善救济行动耗资巨大,庚子救援主事者之一的湖州丝商陆树藩因此差点破产,后来不得不将自己的皕宋楼藏书转手。本书也花费不少笔墨来探讨这些绅商的经济实力,但必须指出的是:对这次慈善性质的救援行动来说,财力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不妨试问:一个人具备财力和“省籍意识”,就能参与、组织这样的救援了吗?如果是这样,那又回到之前那个问题:为什么财力充裕如四川等省没有类似之举?安徽不算富裕省份,但在李鸿章亲自安排、布置下,对皖籍京官的救援仍得以顺利协调展开;但对四川京官的救援,却“因为缺乏素具威望的川籍官员主持其事,导致在捐款上各行其是,互不统筹”而宣告失败(本书页215)。凡此均可见庚子救援的成功还有赖于更深的社会结构性因素。

  简言之,这些江浙绅商实施救援的动机是什么?既然像陆树藩这样为此投入十几万两银子,几乎身家难保,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固然,当时参与庚子救援的刘鹗曾致函陆树藩说:“人才为国之元气,京师为人才渊薮,救京师之士商,即所以保国家之元气。”但就算他本人认可这样不计回报的崇高动机,又如何说服所有参与行动的绅商?毕竟,商人在传统认知中都是“逐利”的。

  或许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文献支撑,冯志阳并未对此多做展开;不过,尽管他再三强调这些绅商的自我组织能力是在近代上海的环境中生成的,在我看来,他们身上传统的痕迹至少与“现代”的一样多。梁其姿在《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一书中着重强调:当时慈善组织的出现并不是因为经济,而是源于施善者界定身份、凝聚阶层、整合社会的目的;因而看似奇怪的是,越是富裕的地方,反倒有很多的济贫组织。施善首先是为了满足施者的需求,体现出施者自身的身份认同,而救济则是世俗化的儒学观念向下渗透的结果,其动机一为教化,二为积德,最后才是救济。不难看出,这些植根于传统价值观的“义举”本质上与受施者无关,而是施善者将自己的财富转化为社会资本、道德资本的努力。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传统所说的“义”——事实上,从庚子救援时的社会评判来看,人们也都是在这一价值观的层面来加以理解的。如1900年夏七月《申报》刊登《粤人好义》,表彰广东绅董救援之举;十月,协济善会奉到两江总督刘坤一批示,嘉奖其善举“实属乐善好义,造福无穷”;十一月,李鸿章也称赞“各绅民好义乐施”。从陆树藩自己的《救济日记》看,他几次提到自己救援途中“必为神明护佑”、“冥冥中诚有为之呵护者”,还说到天津富户王奎章在城破之后,吝啬不肯供应饷银,结果因小失大,破家丧产,“嗟乎,世之见小失大唯利是图者,其以天津之王奎章为戒鉴也可。”在此可以看出,施善者所注重的并不是私有财产权利和公共利益,而是一种儒家道德化的价值评判。

  东南绅商这么做,既是上海近代化的结果,也是传统社会演变的产物。所谓的“义”的概念,正是社会网络中跨越熟人社区边界的产物,同时又由这种社会价值的肯定提供内在驱动力,其组织能力也由此发展而来。当然,1870年代在江南社会兴起的“义赈”是一种新型的慈善赈济模式,因为其救助对象超出了江南这一地域范围,且“民捐民办”,“不必受制于官吏,而听其指挥”。但它之所以在此时兴起,与其从这些绅商的经济力量增长中找原因,倒不如注目于国家力量的衰退:这里值得再次征引梁其姿的看法,她认为慈善组织受到“权力场”的影响,当权力介入民间组织后,组织终会衰落。就此而言,慈善组织在晚清的活力再现,本身恐怕是因为太平天国战争后国家力量不振,因而民间力量得以自觉地填补这一权力真空。

  本书所提到刘鹗在庚子救济后的遭遇也可印证这一点:八国联军破城后,刘鹗开太仓之米赈济难民,当时政治秩序崩溃,“许多本来应该由官员办理的事情转而由绅士经手,这在非常时期实属正常”,但事后这却成为权臣整刘鹗的借口,理由是“私售仓粟”。冯志阳正确地指出:“当官权处处受限时,对于绅士的越界行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一旦官权得到恢复,绅士曾经的越界之举则随时可能成为获罪的借口。”问题在于:这个边界在哪里,并没有清晰的界定,而是在动态过程中不断博弈的结果,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领会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何按说是得益于上海近代化进程、并大大推动省籍意识高涨的庚子救援行动,却没有后继的余音。1905年动员和组织整个上海华人社会抵制美货的上海总商会,其行动的逻辑已是相当现代的组织、抗议,这和很大程度上依赖传统组织网络和儒家价值观的庚子救援相比,可说是革命性的变化。武洹宇在《中国近代“公益”的观念生成》一文中指出,传统中国社会对“公益”的理解是基于“义行”、“义举”或“善举”等儒家概念,但到19世纪末则生出一系列新的语义,承载了政体转型中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实际张力,“致使原本发挥治理补充作用的慈善转变为主动引导社会变革的公益”,带动了“新型公共意识”和国民意识的兴起。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下看,庚子救援时期那一批绅商可说是最后的施善者,是从传统到现代、从个人积善到公共慈善的过渡。他们推动了变化,但却无法在之后的新时期继续扮好角色,因为整个舞台都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本文原题《最后的救援者》,现题为编者所拟)

  勘误:

  p.65:太后素性狠鹫:鹫=鸷?

  p.75:任丘县东梁州地方:当时无“梁州”或“东梁州”地名,疑是霸州

  p.231:雍剑秋,名涛,以字行,江苏高邮人,“15岁时学习英文,后到英国教会学堂念书,不久考入新加坡大学,他学习的第二外国语是德文。23岁读完大学”:按,雍剑秋出生于1875年,23岁读完大学则是1898年,但新加坡当时并无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前身均只能追溯到1905年,“新加坡大学”的校名直至1962年马来亚大学新加坡校区独立才真正出现

  p.307:陈舆昌、刘贯记等丝栈:p.311脚注则提到“陈竹坪的陈与昌丝栈赈所”

原标题:奏响军民融合的时代乐章(强军思想引领新征程)

  “那天,习主席来到顺德,第一站就来到我们广东工业设计城。”回忆起2012年12月9日习主席视察时的情景,广东工业设计城负责人韩风琴仍然很激动。

  “得知设计城有800名年轻设计师,习主席勉励我们说,希望下次再来的时候,这里有8000名设计师。”韩风琴说,如今他们正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军民融合创新设计服务中心,实现了习主席希望他们拥有8000名设计师的目标,也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羽示风向,一草示水流。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到首都北京的中关村,从强化军民融合发展顶层设计到“军转民”“民参军”热潮涌动,从第二艘航母顺利出坞下水到嫦娥五号奔月征程稳步推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发展格局已初具雏形,神州大地鸣奏着激越的时代交响。

  “推进强军事业,必须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那天,习主席走进军民融合展厅,在摆满几十种用超材料做成的产品展台前,他边走边看边问,还不时用手摸一摸、掂一掂。当得知这些被称为装备‘隐身衣’的跨代产品广泛运用在各军兵种装备上时,他很高兴。”

  回忆起6年多前的那一幕,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刘若鹏异常兴奋:“习主席在党的十八大后首次来深圳考察,就来到我们民营企业,查看我们的‘民参军’产品。”

  “习主席看了军民融合成果后,即席讲话时脸上一直挂着笑容,从中国梦讲到国家核心竞争力,又讲到钱学森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回来报效祖国的事迹。”刘若鹏回忆说。

  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领域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也是衡量军民融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习主席对此高度重视。后来,习主席又分别在第二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成果展上、参加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就军民融合话题与刘若鹏进行过面对面交流。

  “习主席指出,推进强军事业,必须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曾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的国防大学军民融合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姜鲁鸣告诉记者,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进行总体设计,组织管理体系基本形成,战略规划引领不断强化,重点改革扎实推进,法治建设步伐加快,为军民融合发展搭好了“四梁八柱”。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2017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作为中央层面军民融合发展重大问题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习主席亲自担任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军地同心,重塑发展格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军委机关有关部门相继设立专门机构,专司军民融合发展指导、协调和推进工作;北京、河南、江西等多个省市先后建立军民融合专项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机制;多地加紧推进军民融合相关机构改革或专门办事机构成立论证工作……领导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凝聚力空前强大。

  从顶层设计到生产一线,从地方到部队,从科研院所到军地院校,广大军民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在“统”字上下功夫,在“融”字上做文章,在“新”字上求突破,在“深”字上见实效,不断开创军民融合新局面。

  2018年10月,第四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装备成果展在北京举办。302家单位的1349项展品集中参展,其中民营企业占比达60%,约90%的参展技术产品核心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姜鲁鸣感慨地说,这次成果展令人倍感振奋,近年来形式多样、领域广泛的融合举措,扩大了军地资源的结合面和融合度,提高了资源整合利用率,实现了经济效益和军事效益相互促进,共同增长。

  “努力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习主席对军民融合重视是前所未有的,连续6年在全国两会上谈到军民融合。”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某研究所所长陈薇对此印象深刻。

  2014年3月11日,陈薇作为军队基层和科研一线人大代表,受到习主席亲切接见。时隔一年,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陈薇作为发言代表,向习主席汇报了科研情况,习主席给予充分肯定。

  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这几年,陈薇和团队取得丰硕成果,他们研发的世界首个2014基因型埃博拉疫苗,赢得国内外广泛赞誉。

  2017年9月25日下午,首都天高气爽,北京展览馆内,硕果累累。“习主席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时,在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示意图前停下脚步仔细观看。得知3D打印精准度能达到0.1毫米,在地图精准度方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时,他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某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明孝自豪地告诉记者,那张示意图是他们用3D技术打印的,是军民融合中“军转民”产物的一个代表。

  “既要发挥国家主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努力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王明孝对习主席的重要论述铭记在心,一年多来,他们团队加快求索创新的脚步,在3D打印材料、工艺、立体喷绘技术上继续不断探索和改进创新。

  近年来,一连串闪亮的足迹告诉人们,这样的发展格局正在变成现实:神舟飞船和“蛟龙号”载人深潜器,使中国人实现上能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的梦想;北斗导航和风云卫星,让我们拥有了太空中的“千里眼”和“精算师”;C919首飞,实现了国产大型客机“零的突破”;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慧眼”成功发射,实现了我国在空间高能天体物理领域由地面观测向天地联合观测的跨越;整体精密铸造技术、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核心技术带给人们无限遐想……

  “积极推进国防经济和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部队人才和地方人才兼容发展”

  2016年10月19日,第二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成果展正在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举行,习主席带领军委领导集体参观调研,他来到一家民营企业展台前驻足察看,仔细了解产品性能。

  “习主席问得很仔细,从产品性能到产品应用,了解我们的生产能力后赞许鼓励我们。”企业负责人钱京回忆说。

  新时代,新作为。“民参军”“军转民”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一个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开创新局面的火热图景正铺展开来。国家先后发布实施《“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和人民防空、交通战备、国民经济动员等专项规划,多个省市出台军民融合发展规划。“启动实施首批41家军工科研院所改革,全面推开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与装备承制单位联合审查工作机制,这些政策制度为我们‘民参军’提供了腾飞的翅膀。”钱京告诉记者,“习主席要求积极推进国防经济和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部队人才和地方人才兼容发展,给民营企业注入了信心和力量,军民融合迈入黄金时期。”

  融则两利,合则共赢。近年来,军民融合的重点领域融合发展成效显著,仅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领域,一方面“民参军”取得进展,在国防科工局批准的2000多家许可证单位中,民口单位占比超过2/3,其中民营企业约占总数的1/3。民营企业在载人航天工程、军用飞机和舰船等项目的研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军转民”继续拓展,各军工集团共生产五十大类、约1.5万种民品,民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由20世纪70年代末的10%上升至目前的80%左右。

  2018年10月15日,习主席在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强化责任担当,狠抓贯彻落实,提高法治化水平,深化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协同创新,加快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新蓝图指引新路径,新理念催生新实践。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春潮澎湃,富国强军广阔前景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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